第213章 替换章20

　　【这是替换章，不要看】

　　说完了早期家庭环境的影响，我们再稍微深入一些，看看精神病态者的内心在发生什么。不出意料的是，精神病态者在测量共情的问卷上的得分要低于其他人。比如人际反应指数中就体现了这一点151。不过许多人都知道，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来鉴别精神病态者是极不可靠的，因为他们往往会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本性。为避免这种失误，研究者转而采用自主神经唤起这个生理学标准，也就是测量你在听见或看见情绪性素材时的激动程度。152,153他们一般测量的是皮肤电反应（GSR），也就是当你在接触饱含情绪的素材时，你的手掌会出多少汗。GSR测量显示，精神病态者在观看他人遭受苦难的图片时，他们的自主神经反应是较弱的（也就说是他们不太激动）。此外，精神病态者在指认人的恐惧表情时也表现较差。154，155这说明P型人在共情的两个主要成分（即识别和反应）上都有欠缺。还有一项测试显示了精神病态者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处理情绪素材：向被试展示一组单词并问他们“这真的是单词吗？”大多数人在看到情绪性单词时的判断速度都超过中性单词，但精神病态者却没有显示这种速度上的差异。还有一种方法能测量某人受情绪素材唤起的程度，就是利用事件相关电位（ERP）：研究者在被试的头皮上固定电极，并用记录到的事件相关电位揭示他们的脑内电活动。测量发现，精神病态者在接触情绪性单词之后，脑的中部和顶部区域不会像普通人那样活动增加。156，157另外就像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的那样，那些富于攻击性的人和常人还有一点不同：他们会把模糊的情境解释成对方怀有敌意。这个倾向在那些品行障碍的儿童身上就有体现，而他们中的一些也的确会成长为精神病态者。研究者把这种倾向称作“归因偏差”，158它是共情的认知部分未能精确运作的清楚例证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精神病态者的内心没有是非观念（amoral）。对道德观的一项经典测试是由劳伦斯·科尔伯格设计的，他要求被试阅读一个故事，然后判断其中某个角色的行为是否道德。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丈夫闯进一家药店偷走了一种抗癌药，拿去挽救他患癌症病危的妻子，因为药店老板坚持要价2000美元，虽然他进货的时候只付了200美元。被试的任务是判断这位丈夫是不是做错了。对于这类道德两难，你想得越是复杂，就表示你的道德推理水平越高。如果你能看出这道论题有正反两方的观点，或者事情的缘由可以改变一个行为的对错，那就说明你的心思比那些只会死守规则的人细腻。我们或许想当然地认为精神病态者在这些测试中肯定得分较低，但事实未必如此。159这或许是因为精神病态者能够嘴上说一套，在日常生活中却做另一套。科尔伯格的测试并不是衡量道德推理能力的唯一手段。埃利奥特·图列尔也设计了一套道德推理测试，他的故事不仅描述了违反道德的情况（即侵犯人权的行为，比如伤害别人），也有违反常规的情况（即侵犯社会规范的行为，比如在图书馆里说话）。你的任务是判断某个行为有多严重，以及如果没有规则禁止它还算不算错。普通人到了4岁大多就能说出这两种行为的区别，他们明白常规可以修改、使某些行为不再违规（比如宣布在这座图书馆里可以说话），但是即便你修改了道德规范（宣布伤害别人不犯法），这些行为也和从前一样糟糕。160精神病态者则很难区分这两种情况，有反社会行为的儿童也是如此。154，161由此可见，除了不能对别人的痛苦产生正常的情绪反应之外，精神病态者的道德发展也很不完善。但这是不是正因为他们的智力较为低下？我们已经知道，较低的智商（IQ）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（SES）以及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清楚的联系。低IQ和低SES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因为在较为贫穷的社区，教育水平多半也较为低下。但为什么低IQ和低SES还会增加你出现反社会行为的风险呢？原因之一可能是没有学历和工作的人会把犯罪当作谋生手段。而且较低的IQ会使人较难想象被抓的后果。不过精神病态者中也不乏聪明人，这说明智力低下无法解释所有精神病态者的病态原因。反过来说，具有共情的人中也有低IQ者，这证明了共情和IQ势必是相互独立的因素。杰弗里·格雷是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一位心理学教授，我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曾有幸与他共事。格雷提出了一个焦虑模型，叫“行为抑制系统”（BehaviouralInhibitionSystem简称BIS，位于脑中的隔-海马网络[septohippocampalbrainnetwork]），这个系统的功能是使动物明白自身行为的情绪性后果（奖赏或是惩罚）[9]。BIS模型问世于1982年，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大胆的假说162。受它的启发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约瑟夫·纽曼提出了精神病态者的BIS不够活跃，而焦虑者的BIS过分活跃。纽曼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，他认为精神病态者想象不出自身行为的后果，就像BIS受损的动物会不断重复引起惩罚的行为一样。纽曼主张这就是精神病态者的核心问题：他们无法学会畏惧惩罚。难怪他们会做一些连自己也知道会带来麻烦的事了。纽曼指出，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某些任务中，精神病态者会频频犯错，这些任务要求被试判断哪些数字能带来奖赏、哪些不能（它们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中性的）。这还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在一种行为已经不再产生奖赏、反而招来惩罚的时候仍不改正。163比如给被试发一副纸牌，起初每张牌都能带来奖赏，但后来奖赏没了，那些具有精神病态特质的儿童却照玩不误。164如今我们已经认识到脑中有许多“恐惧通路”，并且杏仁核也在恐惧体验中发挥着关键作用。纽曼的观点有一个缺陷，那就是片面强调焦虑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，但事实上，许多儿童的社会化不仅仅是通过畏惧惩罚完成的，还要靠大人和他们探讨别人的感受（也就是建立共情）。1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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