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气球下的吊篮里有人！”
终于有人发现了气球吊篮中载运的乘客，里面有两个脑袋时不时的探出，或者观察着周边的地形地貌，或者热情地向地下的人群挥手致意。m.ýáńbkj.ćőm
城市里人们欢呼声更加热烈，无数的手臂不停地挥动着，向这两名去征服天空的勇士致敬。
“这要是摔下来，岂不是将人摔成了八瓣！”大秦郑王孙征寰看到那高空气球逐渐远去后，脸上震惊的神情，久久没有平复，“这齐国人怎么如此胆大，竟然敢以神仙之法，登上了天庭？”
“殿下，这不是什么神仙之法。”前来迎接孙征寰的文渊阁大学士、鸿胪寺卿岳敬修摇头说道：“数月前，这个能漂浮于天上的气球就曾出现在长安城的上空，此乃齐国人制造的一种飞天工具。”
年初抵达的访齐专使团，在完成相应的外交使命后，大部分成员已经于六月初，搭乘齐国商船返回南京，向承德帝复命。而副使岳敬修却因为要代表大秦，恭祝齐国皇帝陛下六十圣诞，便留了下来。
却没想到，承德帝和内阁诸臣会如此重视齐国皇帝的六十圣诞庆典，还专门派了陛下的兄弟郑王孙征寰为特使，携带大量礼品，来到汉洲本土，以为齐国皇帝祝寿。
想想也是，这数十年里，秦（明）齐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，而且，今年刚刚又从齐国手里借贷了三百万汉洲银元，以缓解窘困的朝廷财政，加上此前的几笔借款，我大秦已然欠了齐国差不多一千万了，妥妥的大秦金主。
另外，我大秦的当今皇后乃是齐国皇帝的女儿，这么算起来，承德帝就是齐皇的女婿。派个使团，带些礼品，给老丈人祝寿，也是理所应当的事。
作为大秦的内阁僚臣，岳敬修在齐国留居的大半年时间里，在齐国鸿胪寺官员陪同下，除了西南桂州（今澳洲珀斯）地区和西部临海（今澳洲黑德兰港）地区未曾到访外，已经乘坐火车，陆续参观考察了齐国东南沿海和南方地区数十个府县城镇。
曾以为，齐国富庶，经济发达，可能只局限于北方的建业、东北的威海（今澳洲凯恩斯市），以及首都附近的大兴（今布里斯班市）等寥寥数个地区。然而，当他乘坐火车，由大兴一路南下，途径的永昌（今黄金海岸）、郢州（今纽卡斯尔市）、临淄（今悉尼市）、复州（今伍伦贡市，或称卧龙岗）、南都（今墨尔本）、江陵（今澳洲南部吉朗市）、南安（今阿德莱德市）等主要城市时，无不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，一排排卧立的厂房，数不清的高炉烟囱，一座座正在开采的矿山，还有乡村无尽的良田，牧场中遍布的牛羊，以及沿途设施优良的道路和交通，富足安详的民众生活……，种种景象，强烈地冲击了他的视觉和内心世界。
仅从表象来看，我天朝上国，已远不如齐国矣！
在过去的数千年间，神州大陆的中原王朝，几乎一直都是地球上最为富裕发达的地方，这完全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农业基础和灿烂的文化，以及遥遥领先世界的手工业制造。
因为土壤和气候的差异，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是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三到五倍。广泛的水稻和小麦种植，先进的农耕水平，领先世界千年的“做屎”技术，使得中国能产出更多的粮食，繁衍出更多的人口，从而导致较低的人力成本。
欧洲及其他地区则恰好相反，较高的人力成本成为一种劣势。因此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中国一直是执世界经济之牛耳。
直到16世纪中叶，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仍旧更富有革新精神，也先进得多，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真神教世界。对古代中国与当今世界大部分发明和创造进行粗略比对和统计，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无数的基本发明创造，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源于中国。
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，中国商品对贫穷的欧洲人来说，是那么的可望而不可及。哥伦布之后，美洲大量的白银才为欧洲提供了中国唯一可接受的交换物，中国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商品出口地。
在冶铁、造纸、采煤、盐业、丝绸、纺织、瓷器、印刷和建筑等各方面，17世纪初的大明王朝都还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，工业产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。景德镇掌控了全球瓷器市场，不仅仅因为产品精良，也因为其生产规模与组织先进。可以说，它代表了齐国蒸汽机带动的机器年代来到之前，世界手工艺产业的最高峰，大规模集中制造生产的最壮盛的成就。
在同一时期的英国手工工场业主只有几万英镑的资产，但大明的民间“资本家”可以调动多达几百万的银子进行投资和生产。
更能表现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冶铁业方面，在大明永乐年间，铁产量就超过了16万吨，这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铁产量总和还要多（欧洲铁产量在18世纪初才将将达到16万吨）。
粗略估计，在大明时期，中国大约生产了世界30%-35%左右的制造品，印度和欧洲各占20%，中国和印度占有世界一半以上的财富。
事实上，从初立的大明到如今的大秦，神州大陆并不是没有变化，也不是没有发展，只是这种变化和发展仍然没有跳出农业——家庭——手工时代。而同一时期，不说狂飙突进的齐国，就是欧洲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从农业——手工时代跨入了工业--初级工厂时代。
目前，大秦的官办工场也好，民营工场也罢，尽管仍然保持了相当的规模，如织造业、陶瓷业、钱币制造、造船，以及火器制造，工场人数规模从数百到上千不等。但以齐国人的眼光来看，大秦的制造水平极其原始，生产所用的机器很少，或者几乎没有，工具也多以竹木为主--当然，部分工场也进口了一些齐国五金工具，大部分都在用简陋的牛筋、羊肠、麻绳捆扎联接，动力全靠人力（少部分有水力），连畜力都不多。
齐国的众多陶瓷厂和景泰蓝工厂，早已经采用钟表和温度计，而景德镇仍在使用焚香计时和试片测温。
昔日的天朝上国，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最富裕，也是一个最肥沃，耕耘最得法，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。可是，在与飞速发展的齐国相比较，就显得它长久以来似乎已处于停滞状态，国力反而被齐国迅速赶超。
一个叫戴梓的年轻工部员外郎在考察期间，曾对岳敬修进言，造成秦齐之巨大差异，盖莫于科举和教育的本质，以及社会的氛围。他认为，大秦如今的教育体系，造就了相对的稳定和极高造诣的文学艺术，却不能产生齐国这种科学精神和创新源泉。
“所习非所用，所用非所习”，权力和学术上的专制，是对大秦科学技术的最大“摧残”。在一个权力社会，做官成为所有人的梦想，而科举考试是唯一的道路。
整个大秦社会，文化层面上明显是重艺术而轻技术，甚至将技术也变成艺术。在齐国，精巧的钟表是技术的典范，到了大秦，则成为艺术品，给它镶金带银，极尽装饰。玻璃，在齐国的应用以放大镜、显微镜和望远镜为最，当然，也用于装饰民宅，可在大秦，一些灵巧的工匠，却将琉璃加工成奢华的鼻烟壶或者名贵的雕饰。
在儒家文化下，发明和科学本身并不会带来财富、声望和权力。而且，在思想上，大秦的读书人也缺乏必要的实证逻辑和研究定力。
早在春秋时期，《墨经》中就有了有穷、无穷、无限小（最小无内）、无穷大（最大无外）的定义和极限、瞬时等概念。魏晋时期，刘徽首创的割圆术求圆面积和方锥体积，求得圆周率，他的极限思想和无穷小方法，是当时极限思想的深刻体现，更属世界首创。
而前宋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也独创了“隙积术”、“会圆术”和“棋局都数术”，开创了对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研究。
特别是到了前明时期，数学发展水平达到了的高峰，出现了“垛积术”、“招差术”、“天元术”、“四元术”、勾股数学、弧矢割圆术、组合数学、计算技术改革和珠算等杰出成果，已经接近微积分的大门。但最后，却让齐国学者，通过对上述数学成果予以系统总结和延伸突破，不到数年时间，便开创了微积分学，然后洋洋得意地向到访的大秦学者炫耀。
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大秦社会，还隐有一种老庄思想，信奉“人多利器，国家滋昏；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”。
甚至，还有咄咄奇论，“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”。
人家齐国在四十年前初立，羽翼未丰时，便大力开启民智，实施全面义务教育，以使民众通晓文理，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和明辨是非之智，也未见齐国“民之难治”、陷入“国之贼”境地？
荀子所著《礼论》中提及，“人生而有欲；欲而不得，则不能无求；求而无度量分界，则不能不争；争则乱，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、给人之求，使欲必不穷乎物，物必不屈于欲，两者相持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”。
可是，在考察和探究齐国发展历程后，却愕然地发现，他们何曾遵循《礼论》之言？
在齐国，仿佛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事物都是反其道而行，极力践行“人惟求旧，器非求旧，惟新”。对任何能促进发展力的器物和方法，都在孜孜不怠地追求。
戴梓最后还给出了一个论断，我大秦之所以落后于齐国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动机，而非缺乏能力，这是受限于社会总体环境，而并非由于我大秦子民天生才智弱于齐国人。
这齐国人，曾经都是一些什么人呀？那都是从我大秦（大明）逃难过去的饥民、难民！
我大秦要改革，要开启民智，要发展器物，更要全民崇尚科学。
“机器大行，则农工失业必重，然朝廷又将如何予以安置？”岳敬修沉默良久，喟然一叹，“我大秦自强之道，与齐国异也。齐国以商务为国本，我大秦以民生为国本；齐国之自强在器物与经商，我大秦之自强在爱民。齐国民数少，故用机器，而犹招揽我秦人以补人力之不足；大秦民数繁，故不轻言以用机器，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。”
“天下初定，则生齿日众，事事仰给人力，尚多游手坐食之人，再以机器导其惰，聚此数十百万游民懒妇，何术以资其生乎？四民之中，农居大半，男耕女织，各职其业，治安之本，不外乎此。倘若，机器渐行，则失业者渐众，胥天下为游民，其害不胜言矣！”
当陪同的一名齐国官员听到戴梓提及能否在秦国仿齐国模式，殖兴机器，大力发展工商业，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时，却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，轻轻地回了一句：“你们的政治土壤，不太适合我齐国模式。”
戴梓闻言，愕然良久，随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，每个人都是“利益最大化”的“经济人”，秦国人也不能免俗。
司马迁曾曰过:“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不如倚市门。”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，金钱权力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威胁，因此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极力打压商人势力，重农而抑商，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，以“均贫”削减贫富差距。“予之在君，夺之在君，贫之在君，富之在君。故民之戴上如日月，亲君若父母”，“利出于一孔者，其国无敌”。
观大秦治政，也未能脱离历朝历代之框架，对工商多少都存在打压和抑制之举。因为，商业毕竟是自由的产物，我天朝上国似乎自古便缺乏自由的土壤。
数千年的发展历程，商人从来就不是社会的主流人群，每一个工商业者都必须面对“一个时刻都可能被官吏借口执行律法而强加掠夺”的王朝。强大的集权王朝管制和阻碍了商业统治集团的创立，在这种情势下，似乎只有下层商业，市镇店铺和集场能有效作业。
像齐国这般“支持现代工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”，首先即与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相反，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。
另外，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大陆王朝的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是“产权不清晰”、“信息不对称”和“激励不相容”。当官吏们作威作福到无视律法，以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，所有人都在提心吊胆，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。
如果王朝专制，君主暴虐，官场腐败，人们的财产随时都有受侵害的危险，那么，人们往往把资财的大部分藏匿起来，乡间地主和市间商贾的秘密地窖中积存的一个个巨大的银冬瓜，无不是对此最为直接的反应。
权力，历来就是专制社会中最主流的法则。在这种权力为主导的社会中，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产权制度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，人们更关注财富分配，而不是财富的创造。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只要进人官僚体系，就可以抢占他人的财富，这实际是激励人们去走掠夺性的道路，并在财富的分配上极尽钻研，而不是自己去努力创造更多的财富。
相反，齐国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将人导向财富的创造，刺激每个人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，形成一种正向激励。
大秦之弊，在于制度之困和人心之变，非一时之革新，便能涤荡清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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