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骏飞隔三差五地邀请马虎臣到自己家中做客。
一来二往，二旅认识马骏飞的革命军战士就多了，马骏飞可以自由出入到二旅的核心旅部指挥所。
马虎臣曾经拥有的东西，不差于马骏飞，当初投身革命，可以说最少有一半是被迫无奈。
不过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革命军，尤其是对姬国卿的了解之后，马虎臣渐渐地开始接受并喜欢上革命军了。
毕竟，跟着姬国卿干，可以实现自己很多之前都只敢想象的梦想。
年仅三十五六岁的马虎臣，继承祖业在兰州南边的临洮、临夏一带拥有着数倍于马骏飞的产业。
按理说，继承了这些家业，马虎臣应该心满意足了。
由于时值乱世，马虎臣经历过多次的“政治变革”，马虎臣也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。
想独立为王，却又没有那样的资本，只能是忍气吞声地对任何一个强势“割据政权”唯唯诺诺、听之任之。
在临洮、临夏一带，并不是所有的土地和牧场都是马虎臣一人的，他的兄弟、子侄甚至是族人、远亲紧邻等，都拥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份产业。
最穷的回人，再怎么说也是族人，不能让他们都饿死，马虎臣都得为这些人去考虑。
为了讨好强势当权者，马虎臣极力逢迎巴结的同时，还要将留下的那部分钱粮周济给穷苦族人，马虎臣的日子过得非常压抑和窘迫。
跟随革命军后，配合革命军把土地、牛羊都分配给了族人以及更穷苦的汉人，他们的温饱问题不需要自己再考虑了。
虽然自己留下的土地和牛羊非常少，但是自己留下了不少银钱。
到西汉县革命指挥部学习培训时，在姬国卿的引导下，马虎臣拿出了十万两银子投入到了华夏制品公司入了股，每个月都可以分得三百到四百两的红利。
可以说，马虎臣此时根本无需种地和放牧，单单这些华夏制品公司分给的红利就让马虎臣衣食无忧了。
手中有了钱不说，马虎臣从此再不用对那些能管得住自己的当权者点头哈腰、奴颜婢膝，也不用时常备好金银财宝去巴结那些当权者，更不必从族人那里募集到粮食和牛羊，心痛无比将之当作“岁赋”交给当权者。
姬国卿创建的革命军，也是需要交纳“岁赋”，而且比例还很不低，达到了一成半，也就是百分之十五。
马虎臣读过书，知道历史上朝廷制定的“岁赋”很少有百分之十五的，最少的“岁赋”还有三十分之一的，折合百分之三多一些。
跟之前任何朝代不同的是，姬国卿制定的“岁赋”不是按照收成计算的，而是按照事先预估的产量，而预估的工作都跟姬国卿无关，而是百姓们推举的、让百姓们信得过的人去预估的。
实际上，等到麦收或者秋收后，每家每户交的“公粮”根本不到一成。
如果某个人勤快的话，庄稼长势喜人，有了很好的收成，他缴纳的“公粮”甚至只有总产量的半成。
粮食是如此，牧民的牛羊同样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执行的。
牧民们推荐出来的人组成“土改小组”对各个牧民家的牲畜做出一个评估，羊每年能繁衍出多少只，可以获取多少羊肉和羊毛、羊皮。
牛每年可以繁衍出多少只，可以提供多少牛肉和牛皮，或者说可以创造多少的劳动价值。
骡马等，都是如此。
预先评估后，“提成”的份额变成了死数，牛羊繁衍或者说增肥长胖是不确定的。
只要牧民勤快，把自家的牛羊都喂得饱、长得好，他们拿出了固定的“提成公粮”后，剩下的都是自家的。
本来就是小地主或者牧场主就不说了。
占到九成比例的人都是连巴掌大的一块地都没有，连一根羊毛都没有，完全靠出卖劳动力，为地主或者牧场主家中耕种收割或放牧，得到地主或牧场主的一些救济才得以活命的。
这些人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或牛羊后，无不将之当作了宝贝，恨不得黑夜白天都守在土地上或者守住自己的牛羊，没事就除草、放牧。
谁还能让自己的地荒着、自己的牛羊饿着？
跟之前所有朝代还有不同的就是，姬国卿主持议定的“交公粮”制度，是革命区百姓唯一的“岁赋”。
除此之外，百姓们再无需缴纳任何的“苛捐杂税”。
分得了土地的百姓，如今家家户户都成了小地主，分得了牛羊的牧民，如今也家家户户都是牧场主。
按理说，革命指挥部或者如今的司令部收取如此单一的“岁赋”，是远远无法养活革命军以及公职人员的。
可在革命区内，姬国卿偏偏就拿着如此少的“岁赋”养活了十多万的革命军战士和近十万的公职人员。
并且，革命区的各地学堂都是免费授课、免费提供孩童们吃饭，革命区的医馆也是免费给伤病者看病吃药的。
最让人暖心的是，革命区对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还发放养老银。
革命指挥部或者说如今的司令部支出如此多，收取的“岁赋”又那么少，“神人”姬国卿是如何做到的？
让姬国卿说来非常简单，那就是革命指挥部不是靠穷苦百姓养活的，而是靠富人养活的。
课堂上，姬国卿曾经解释过，当今的革命区，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掌控着百分之五的钱粮，大约百分之五的人掌控着百分之九十五的钱粮。
如果革命指挥部把“岁赋”的重心放在占百分之九十五的广大百姓身上，革命指挥部绝对是无法正常运转的。
因此，革命指挥部必须把“岁赋”的重心放在那极少数的百分之五人身上。
因为这极少数的人，掌控着革命区百分之九十五的钱粮。
姬国卿解释说，大明之所以出现当今局面，就是大明把税收的重心的放在了人口比例占绝大多数，而掌控的钱粮只占极少数的穷苦百姓身上了。
曾经有一次，姬国卿还开玩笑地拿马虎臣作例子。
姬国卿说，马虎臣入股到华夏制品公司的十万两银子，靠百姓们缴纳公粮来凑齐的话，需要近千万斤粮食。
而近千万斤的粮食，是需要跟西汉县这样的县，约十个县一年两季的公粮才能够达到。
如果换做其他的县，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。
这么说来，马虎臣一个人入股到华夏制品公司的银子，就相当于十几个县百姓们全年缴纳的公粮。
革命指挥部只需要对马虎臣收取一成半的“岁赋”，那就是一万五千两的银子，相当于两到三个县的公粮总值。
这样一来，革命指挥部是不是就运转得“挥洒自如”了？
姬国卿提到，在大明，就是因为不对取得功名的读书人收税，不对商人收税，导致天下的资产都归入到了这些读书人或者商人名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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